历时已一年多的高通反垄断调查最终结果公布，高通收到了60.88亿元人民币的罚单。《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从多方信源获得的信息显示，高通旧有商业模式面临前所未有挑战之际，通信业“专利变局”也将随着最终结果落定而悄然来临。

　　这次反垄断调查之所以久拖未决，本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知，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即在于——高通并不愿意放弃原有的以整机为基础收取高额专利费、“免费取消反向授权”等旧有商业模式，至于罚金多少，它并不在乎。

　　本报记者调查显示，相比于前者，后者对于中国手机厂商将有更为分化的深远影响力。从目前来看，取消“反向授权”已成定局。多年来为业内人士所诟病的高通专利授权秩序，将如多米诺骨牌般倒塌，真正的行业变局才刚刚开始。

　　保护中国市场的消费者利益

　　目前来看，据本报记者多方获得的信息，在发改委的处罚决定中，高通以整机计算专利费率的模式必须发生改变，取消“反向授权”模式也已经没有争议。

　　所谓“反向授权”，指高通公司为了避免与其签订专利许可的下游厂商陷入过多专利诉讼的办法，比如A手机厂商用高通的芯片，就得把他们自己拥有的专利无偿反向许可给高通，高通的芯片卖给其他家手机生产商B时，B就不用再向原手机厂商支付专利费了，A也不能去法院告B侵权。

　　免费反向授权是高通维护其下游生态链的方式，避免下游手机厂商陷入反复的诉讼之中。在3G时代，其老大哥的江湖地位使得这个游戏规则有一定合理性。但是随着从3G升级到4G,三星、华为、中兴也积累了大量标准必要专利，是否还应该这么做就值得商榷。

　　因涉及到下游不同厂商，期间利益复杂，国家发改委在处理此事上也异常谨慎，多位知情人士表示，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发改委分别定期多次听取了包括来自法律、产业和专家组的建议，以及上下游相关方的意见。

　　从目前来看，经过《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多方了解，取消“反向授权”已成定局。而这也是通信业全产业链因专利而起的潜在变局所在。

　　一位了解进展的发改委智囊人士对本报记者指出，《反垄断法》到目前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中美在内的各个国家，已达成的共识是，执法的目的，是要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通过公平竞争，保护整个市场消费者的整体利益。发改委作为执法机关，在执法中需要考虑的，不是产业利益，也不是企业的利益，要保护中国市场的公平性，保护中国市场的消费者利益。

　　“从我目前对这个案子的观察来看，我认为取消反向授权是合理的。”他说。

　　华为、中兴挑战话语权

　　2014年4月8日，中国商务部附条件批准微软收购诺基亚设备和服务业务案。微软收购诺基亚的交易在全球包括美国、欧盟、加拿大、中国等16个司法管辖区经过了反垄断审查。与中国附条件批准不同的是，美国和欧盟分别是在2013年的11月29日和12月4日，无附加条件地批准。

　　考虑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的75%的手机，中国市场受这项并购的影响比其他司法辖区更大。 商务部要求微软和诺基亚分别作出承诺。例如要求微软承诺，不基于标准必要专利，对中国生产商生产的安卓手机寻求禁令；对安卓手机使用的微软专利，交易后收取的费率和其他许可条件不会超过当前水平。

　　这一态度转变背后，是4G的标准必要专利格局发生的改变—中美韩相关企业都开始在这一领域领跑。

　　根据台湾相关机构的数据，截至2013年底，美国拥有最多的4G标准必要专利，总数达1661件，中国大陆位居第二，有1247件，排名第三的是韩国的1062件。从企业来看，美国高通位居榜首，达655件，紧随前后的是韩国三星的652件，中国华为以603件位居第三。诺基亚的505件4G标准必要专利占据了芬兰全国的80%，而瑞典的399件专利全部为爱立信所有。中兴通讯位居第七位，拥有368件，大唐电信拥有273件4G标准必要专利，位居第十位。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4G时代，包括三星、中兴，华为，爱立信，阿尔卡特，诺基亚等厂商已经开始挑战高通在标准领域的话语权，也将4G标准必要专利池做地更为平均一些。

　　此时，中国也开始大力打造本土的芯片产业。

　　2014年10月1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披露，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已经在9月24日正式设立。基金将采取股权投资等多种形式，重点投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业，兼顾芯片设计、封装测试、设备和材料等产业，实施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了解到，一些高通的本国竞争对手，亦积极进入参与其中。

　　此前，此前国务院印发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提出，到2015年集成电路产业销售收入超过3500亿元。相比较2013年的2508亿元，增长近千亿元。

　　高通的大腿不好抱了

　　“反向授权”因何而变？这取决于下游手机厂商不同的自主专利研发诉求。

　　具体而言，对于那些希望投入大量资金研发，积累专利的手机企业，并不希望无偿地签署专利反向授权合同；但对于那些本身专利积累较少，完全依靠购买高通芯片的手机企业来说，则希望继续借助高通的“保护伞”，阻挡其它企业对自己的诉讼。

　　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学院从事反垄断法研究的博士刘旭对本报记者分析说，国内手机厂商的利益是分化的，中兴希望取消高通的反向专利授权模式，好自主地向小米等没有通讯标准必要专利积累的厂商收取专利费。

　　“这个诉求并非完全没道理，但会让大量像小米这样的国产手机增加成本，小米等则希望高通能降低专利费；联想由于已经收购了摩托罗拉的部分专利，有了一定专利储备，则同时有这两方面诉求，所以最先公开支持发改委对高通的调查。”刘旭说。

　　这也意味着，对于小米等原来对高通羽翼依赖更多的厂商也必须自食其力，而且只有很短的“窗口期”来调适，否则就会有麻烦。

　　此外，刘旭表示，台湾芯片企业和部分大陆芯片企业的态度也不同，前者要和高通抢份额，后者更欢迎高通的投资和技术支持。

　　从更大的角度来说，“高通案”的走向也会影响爱立信和诺基亚在中国大陆地区或海外向中国厂商主张专利费的预期，例如在印度爱立信起诉了小米，而诺基亚不再生产手机也就更有动力提高专利费。

　　再回到高通，数位了解谈判进展的知情人士表示，高通之所以能要求被许可方答应它“反向授权”的条件，因为高通拥有大量的标准必要专利（SEP），被许可方是没有选择的。这会导致这样一种格局——中美韩一些领先企业自身研究出来的专利，必须反向授权给高通。

　　“从这个角度，就降低了这些后发企业创新研发的动机，也使得他们在研发的投入，得不到相应的回报，这就使得整个产业链的市场，都产生了很大的损害。传导下来，对于整个消费者，对于无线通信技术行业的技术进步，都是一个很大的阻碍。”上述知情人士说。

　　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孙远钊也认为，取消“反向授权”有助于回归到正常的市场许可机制，让处于对特定产品或技术市场具有一定控制力的厂商无法再以这种“搭便车”的方式变相延伸它的控制力，甚至形成另类的不当水平与垂直整合。

　　孙远钊表示，从事类似高通“反垄断”调查、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就是确保本身有个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

　　行业洗牌长期对消费者有益

　　对于走在行业前端的人士，早已敏锐嗅到产业变革的动向。不论是否将实质性改变商业模式，高通曾一家独大带来的市场秩序都在发生改变，专利诉讼增多也是大势所趋。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未来，这一领域涉案的数量将会继续大幅增长。

　　从行业内人士的观察来看，在过去一年，虽然高通依然占绝安卓设备芯片品牌最大的市场份额，高端市场也依然抢眼，但是总体市场占有率下降，已非一家独大。联发科的奋起直追以及其他品牌比如英特尔、的快速发展使移动装置芯片市场的竞争更为激烈。

　　这也是高通在其财报下调对2015全年业绩的展望原因：除了中国发改委的反垄断调查，还有流失的大客户订单，以及中国市场竞争的加剧。此外，财报中还多次强调，在发改委结案之前，一些中国手机厂商的许可费都收不上来。

　　可以肯定的是，反向授权的取消将带来行业洗牌加速。

　　一位曾任某大型厂商手机部门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说，很多挣扎在手机红海的三四线品牌厂商，他们的人力物力不可能支持对抗这些成本高昂的专利，对这些厂商来说，取消反向授权可能意味着在这场洗牌中出局。

　　“有的厂商一共加起来只有十几个人，成本太高了，可能意味着被赶出市场。”

　　其它专业人士则从消费者角度分析称，在这样的格局下，消费者可能短期内会较难买到低价的智能手机；但长期竞争后，也许整体成本下调，又会再次有利于消费者。

　　负责通信领域专利代理工作的专利代理人常利强就对本报记者表示，不论是否取消“反向授权”，未来可以预见的是，各大手机厂商都会加大研发及申请专利的力度，但是由于专利获取一般需要2～3年的周期，如果取消“反向授权”，短期内智能手机的准入门槛开始提高，成本上扬；中长期来说，市场会自动修正这个结果，几家大的公司经过博弈，加大技术投入之后，在销售压力下，成本会再次下滑，有利于消费者。

　　“如果企业达到一定规模需要向海外市场走，就需要为了预防诉讼，储备大量专利，或者交纳相当多的许可费。”常利强说。